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

容闳（1828—1912）字达荫，号纯甫，香山县南屏村（今属珠海市）人。少年时家境贫寒，在家帮做农活。1841年到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马礼逊学堂实行的是中英文双语教育，实行“半日中文，半日英文”。除英语外，还有地理、历史、天文、算术、代数与几何、力学、音乐、伦理学、《圣经》讲解等课程。

1847年，容闳随校长布朗夫妇赴美，两年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留学生。在大学时期，容闳体会到文明的教育，立定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与富强之境”的报国宏愿，并树立了幼童留学的教育理念。1854年11月容闳回国，经 154天的航程到达香港。从1855年到1872年，整整17年，容闳屡遭碰壁，度过了漫长而辛酸的蹉跎岁月。

容闳于1860年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潜入太平天国都城南京，向洪仁玕提出了建立正规军队，筹备海军以御外敌，设立武备学校，创立银行、统一度量衡，兴办实业学校等七项改革建议。但此时正处于从高潮走向衰落的太平天国未能采纳建议，只给了他一方官印。容闳深感失望，认为“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遂告别洪仁玕，继续寻觅实现理想的机会。

1863年，得曾国藩幕僚张斯桂介绍，容闳在安庆晋见曾国藩。曾国藩非常赏识容闳的主张，接受了容闳关于设立机器建造母厂的建议，并委派容闳出洋购买机器。1865年，容闳携所购买的一百余种机器抵达上海，创办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之后曾国藩又听取了容闳培养机械人才的建议，成立了机械学校，培育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又于1870年设立了制造总局翻译馆。

1868年，容闳赴苏州拜会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办实业、推行新教育的计划，得到丁日昌赞同，要容闳代拟条陈上书。容闳立即回上海拟定条陈四则：（一）禁止外国教会干涉诉讼；（二）开采矿产；（三）选送学生赴外国留学；（四）合资开办轮船公司。并特别论及（一）、（二）、（四）各项全属陪衬，主要集中于派幼童出洋计划的实现。清廷采纳其建议，每年选送三十名童生赴美留学，1872——1875年先后四年共选派120名，成为中国官费留学的开始。

1886年，容闳的美国妻子玛丽·凯洛克病逝，年仅35岁，容闳于是留居美国，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儿子。

1898年容闳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离北京。1900年又参加维新派组织的“自立军”，失败后被通缉而逃亡香港。

1902容闳在美国定居，并加入美国籍。

1910年容闳介绍孙中山与美国军事理论家荷马·李和财政人士布恩等人相识，并提出支持孙中山的“中国红龙计划”,要美国合作提供巨额资金和枪弹，支持孙中山成立新政府。

1912年春，中华民国成立，容闳十分兴奋，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写信给容闳，恳请他回国，共建共和新国家。容闳因年事已高，未能回国，而训诫两个儿子回国服务。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哈特福德市寓所与世长辞，终年84岁，与妻子玛丽合葬于哈城西带山公墓。

容闳留学美国，成为香山第一位留美学生，为香山带来荣誉。然而他所倡导的幼童留学运动，更为香山培养不少人才，贡献于近代中国。虽然幼童留学运动，为守旧派所反对，于1881年7 月8 日下令撤裁，所有学生必须返国。但其中不少幼童已学有所成，回国后亦分发各地学校继续学习，考核及格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院等处当差，投身近代洋务事业。就 120名幼童统计所见，其中广东有83人，而香山则占40名。可见容闳推动的留学运动，香山受惠最大。

代表作品

《西学东渐记》。

思想主张
1.关于国体和政治上的主张。
2.关于用新的历史精神改革旧文化的主张。
3.关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教育思想。
4.近代化思想。

人际交往

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和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以及当时国外的一些知名人士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容闳与曾国藩　曾国藩是第一位器重容闳，使之报国宏图得以实践的清廷政要。1863年，容闳经人介绍，投奔曾国藩，通过两次面谈，容闳对这位洋务派开山鼻祖很是敬佩，“一见即识之不忘”、“奉为泰山北斗”。之后10年，两人合作共事，办了几件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事。第一件是第一次从西方引进成批机器设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件是倡建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开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之先河；第三件是倡派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推动对外开放交流。1870年，曾国藩北上天津办理教案，容闳以翻译的身份随行。

容闳与丁日昌　容闳在自传回忆录《西学东渐记》里用相当篇幅叙述他与丁日昌的交往，称呼丁为“老友”、“志同道合者”，并说：“丁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容闳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系统地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近代化思想，如建立“机器母厂”、开辟留学教育、发展新式航运业等对丁日昌产生了很大影响，进而通过丁日昌对清廷和洋务运动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容闳与维新派领导人物　1896年，容闳在上海结识梁启超与康有为。1898年，他“在北京时，常遇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容闳支持维新事业，以至于他在北京的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领袖之会议场”，而康梁等人也将一些重大问题交由容闳办理，推荐容闳赴美筹措巨款作为修筑全国铁路、练百万精兵、购铁舰百艘，并于各地广设新式学校和开设银行等统筹大局的费用。

容闳非常推崇光绪皇帝，称光绪皇帝为“爱国之君”、“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百日维新失败后，他曾致函李提摩太，请求营救梁启超，他自己也被迫逃至上海租界避难。

容闳与太平天国　1860年11月，容闳到南京拜见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以了解“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他想弄清楚太平军的性质，查看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在与洪仁玕的交谈中，他提出了“组织平民政府、组建科学化的军队、创办陆军和海军学校、建立银行体系、建立各级学校体系、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等七条建议。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愿意采纳这些措施，并拨出适宜款项，“则予必效奔走”。这“七条建议”与洪仁玕一年前提出的《资政新篇》改良思想极其吻合。洪仁玕深知这些建议的价值，但是他在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里只是一个人的力量，没有人支持他，以拥护他实施《资政新篇》中的改良思想。洪仁玕派人给容闳送去一个包裹。他打开包裹，看到一枚图章，上面刻着容闳的名字和“义”字衔头，这个官衔仅次于“王”。他的爵位写在一块黄缎上面，并盖有干王的官印。容闳谢绝了，带着失望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反思离开南京。

容闳与张之洞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立即写信给过去的同事蔡锡勇转呈两江总督张之洞，提出两项建议，一是“中国速向英国商借一千五百万元，以购已成铁甲（军舰）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人之后”；二是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西无论何强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以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军费”。张之洞接受了第一项建议，授权容闳赴伦敦与英国谈判。因未满足英方以海关关税作担保的要求，谈判破裂。随后，张之洞召容闳回国。容闳回国后，在南京向张之洞提出挽救时局的对策和建议。他认为，欲使国家富强，应采取全新的政策，聘请外国人作外交、财政、海军、陆军顾问，另派青年学生随同学习，以备将来按西方模式组建新政府。张之洞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仅安排容闳任“江南交涉委员”一职。

容闳与孙中山　1900年9月1日容闳在逃亡日本途中，与堂弟容星桥在“神户丸”船上见到孙中山。这是容闳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使容闳对革命派加深了认识，认为孙中山革命派才是中国革命的希望，之后联系更加密切，交往甚深。1910年春，容闳向美国友人荷马·李和布恩提出支持孙中山的“中国红龙计划”，要求美国合作者提供巨额资金和枪弹，支持孙中山成立新政府。

1912年春，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篇章。对此，容闳十分兴奋。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写信给“大洋对岸老同志”容闳，恳请他回国参加“民国建设”，同建共和新国家。容闳终因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未能回国，而训诫两个儿子觐彤、觐槐回到祖国服务。

容闳与其他人士　1856年 8月容闳离开香港前往上海，任职于海关，与上海曾学时、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王韬、张斯桂、徐润等知识分子结交。后由曾兰生介绍转任英商宝顺洋行，负责长江流域采购丝茶。

容闳与外国友人　美国传教士、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对容闳的传奇式的一生起着关键作用。容闳13岁进入马礼逊学堂，在这里接受了六年的西方教育。1847年，容闳被布朗夫妇带往美国深造，先读预科，再考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

历史评价

在中国近代史上，容闳属于那种罕见的具有先知先觉，站在世界工业化发展成就的高度上观照中国的人物，他同时熟知西方的民主政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更清楚现代教育支撑一个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先进知识。然而，在容闳时代，能够超越时代局限，读懂他的人少得可怜。这就是为什么容闳提出的许多正确建议，要在经过漫长的沉默、等待之后，最终才能变成现实的重要原因。

容闳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访问太平天国的学者，并向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七条主张，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反映了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被史家誉为中国改良主张的创始人；投身洋务运动，第一个主张发展民用工业并获清廷支持，第一次大规模引进美国先进机器设备，创办上海江南制造局；坚持民族立场，维护国家利益，揭露外国洋行及教会在中国的不良行径；创办上海第一家华文报纸《汇报》，第一个提出创建国家银行计划以及建议组建全国铁路公司，这些改良主张启发并且促进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政”思想，从而赢得了维新派领袖的尊重；支持孙中山的“兴中会”，力促美国荷马·李、布恩等与孙中山见面并制定了武装起义的“红龙计划”；为开启科学民主思想，翻译了大量西方人文知识和社会学说方面的学术专著，起草了中国第一份股份制资本主义企业章程，并被李鸿章采纳。创办了轮船招商总局，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航运方面的“官督商办”的民族企业；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教育救国”的大胆设想，开官派留学生之先河，掀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光辉的一页。

容闳的美国朋友约瑟夫·特威彻尔（Joseph H·Twichell）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评价容闳：“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祖国，信赖中国，确保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她的壮丽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章太炎称容闳“天资伉爽……诚支那有数人物”。

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颇孚人望”。

容闳辞世次日，美国《哈城日报》说容闳是“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

1912年5月3日，上海《民立报》称容闳为“革命第一伟人”、“数十年前主张平民政治，乃革命之实业家也”。

1972年台湾“教育部长”蒋彦士称赞容闳“开我国派遣留学生之先河，而中美文化交流，亦以此为矢也”。

亲属后裔

容觐彤　容闳长子。

容觐槐(1879—？)　容闳次子，生于美国华盛顿，早年就读于哈德福中学，耶鲁大学。曾任职纽约州学格林军械公司经理。1911年，到中国推销军火，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先后会见孙中山、黄兴、黎元洪、袁世凯等人，与同乡蔡廷干结为知交。曾任广东革命政府军火制造局总理兼总工程师，陆军少将军衔。在职期间，军火制造局生产增长一倍以上，各类武器的质量也有较大的提高。1913年“二月革命”发生后，容觐槐转上海赴北京，一度被捕，经蔡廷干营救出狱后赴美国。

容星桥（1865—1933）容闳堂弟，比容闳年小37岁，是清政府派送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兴中会的主要成员。

容启东（1908—1987）容星桥之子，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校长。

容启荣　容星桥之子，民国时期国家卫生部技监。

容希韫　容星桥次子。

容应骞　容星桥之孙，容启荣之子，现居新加坡。

容文真　容闳孙女，容闳次子容觐槐的长女，出生于上海，于１９４６年去美国。容文真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早年去世，妹妹久病。为照顾家人，容文真一生未嫁。2005年 3月25日，84岁的她，从美国回到了祖父的家乡南屏镇安度晚年。

容永成　容闳之孙。

容慕兰　容永成之女。

容志坚　容永成之子。

对容闳的纪念

1933年，上海交通大学四十周年校庆时，建立了容闳纪念堂；1994年，广州中山大学树立了容闳铜像；1954年美国耶鲁大学举行容闳毕业百年纪念集会，1972年在容闳墓地竖起了纪念碑，纽约设立了容闳公立小学；1998年康州宣布 9月22日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2000年5月5日，容闳肖像进入耶鲁大学名人堂。1998年容闳诞生 170周年时，“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和耶鲁大学举办纪念活动，邀请容闳及留美幼童后裔聚会，珠海市政府主办了《容闳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容闳与留美幼童》等书籍。